
被分享的爱:当咨询师怀孕|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移情与反移情
怀孕会打破分析设置的匿名性:它写在咨询师身体上,藏不住,也无法推迟,还预告了一次没有商量余地的分离。沿着半个多世纪的精神分析文献,我们来聊聊当咨询师怀孕,来访的幻想、竞争、嫉妒与嫉羡如何被唤起,以及坐在对面的咨询师自己,正经历着什么。
在经典的分析设置里,咨询师尽可能把自己的生活留在门外。来访不知道她周末去了哪里,不知道她和谁一起生活,这份「不知道」给移情留出了空间:咨询师可以是母亲、父亲、兄弟姐妹,可以是任何一个人。
怀孕会一下子打破这份匿名。它写在身体上,藏不住,也无法推迟。它同时透露了咨询师有性生活、有伴侣、有一个来访无法进入的家庭,还预告了一次没有商量余地的分离。Fenster、Phillips 和 Rapoport 在 1986 年的专著里,把它称作对分析空间的一次「闯入」[1]。
这个议题在精神分析文献里已经讨论了半个多世纪。最早系统写下它的,是 Ruth Lax 在 1969 年发表于《国际精神分析杂志》的文章[2]。此后,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这个职业,讨论也从「如何把损害降到最小」,慢慢转向「这件事会把什么带进房间」。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自己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:来访者何时第一次察觉到这件事,咨询师怀孕会唤起什么样的幻想、竞争、嫉妒与嫉羡,以及如何处理即将到来的分离。我也想通过这篇文章,诚实地聊聊坐在对面的自己,正经历着什么。
知道,与不愿知道
来访是怎么「发现」的,这是一个信息量很大的话题。
有的来访在咨询师还没开口、甚至还没显怀时,就开始做和婴儿、房间、被挤出去有关的梦。无意识的感知往往快于意识的确认。也有的来访,一直到咨询师已经很明显地改变了体态,甚至在咨询师告知以后,仍然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这种**「看不见」本身就是一种防御**,它保护的是来访对这段关系的某种必需的想象:咨询师只属于我,她没有别的生活。
Uyehara 等人(1995)在《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杂志》上专门讨论了「告知」这件事[3]。他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:双方都容易把焦虑集中到「什么时候说、怎么说」这个技术问题上。对咨询师来说,这是对匿名原则的一次破例,夹杂着内疚和自恋性专注;对来访来说,纠结于「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」,有时是一种移置,用来避开怀孕本身更深的意义。
Mariotti(1993)写到了自己在孕早期迟迟不愿告诉来访的心情[4]。因为孕早期本身的不确定,她暂时选择保密。于是,在来访还不知道的那几周,咨询室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只有一方知道的三角关系。
幻想:那个身体里装着什么
怀孕的身体,是最容易唤起原初幻想(primal fantasies)的对象之一。
弗洛伊德在小汉斯的案例(1909)里就记录过,妹妹的出生在一个五岁男孩心里掀起了多大的风波:孩子从哪里来,爸爸在其中做了什么,妈妈的肚子里还有什么[5]。梅兰妮·克莱因把这一线索推得更深[6]。在她的理论里,婴儿很早就对母亲身体的内部充满好奇与幻想:那里装满了东西,有乳汁、有别的婴儿、有父亲的阴茎。这份想知道的冲动,克莱因称为求知本能(epistemophilic instinct),它一开始就和占有、探索乃至攻击的欲望纠缠在一起。
咨询师隆起的腹部,把这些幻想从潜伏的状态唤了出来。它们在咨询室里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。
有的来访会在幻想里把这个孩子当成两人共同工作的结晶,好像它是在咨询里一起孕育出来的,甚至隐约觉得那是自己的孩子。Mariotti 记录过一位女性来访,在她怀孕之后,紧跟着自己也怀了孕。这种模仿一面否认了两人之间的差异,一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这位来访,慢慢长出了成为母亲的能力。
也有的来访,把那个孩子幻想成自己。仿佛可以借着咨询师的身体重新被孕育一遍,被怀在一个不一样的身体里,拥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。这类幻想底下,常常压着对自己童年早期处境的遗憾。
还有一层,关于原初场景。怀孕意味着性,意味着咨询师和另一个人之间,有一段来访被排除在外的亲密。Ronald Britton(1999)重读安娜·O 的案例时指出,布洛伊尔夫人的怀孕与这场治疗其实同时发生,很可能深刻影响了它的走向,包括安娜·O 后来的癔症性假孕。精神分析最早的那个案例里,就已经藏着一个怀孕的第三方[7]。
竞争:被废黜的孩子
这个第三方一旦被看见,来访心里的问题就从「她身体里装着什么」,变成了「它会从我这里拿走什么」。最先浮现的,往往是同胞之间的竞争。
Nadelson 等人在 1974 年《美国精神病学杂志》上发表的《怀孕的治疗师》[8],是这一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早期文献之一。他们观察到,来访的反应很大一部分围绕着同胞关系展开。未出生的孩子成了一个很具体的对手:它会分走咨询师的注意力、爱和时间,甚至会让咨询暂停。
对有弟弟妹妹的来访来说,这常常是一次精确的重演。那个曾经在母亲怀里占据中心、然后被新生儿「废黜」的小孩,在咨询室里又出现了。朱丽叶·米切尔在《同胞》(2003)一书中提醒我们,精神分析长期把目光放在纵向的亲子关系上,相对忽视了横向的同胞关系[9]。对一个孩子来说,发现自己可以被取代,是一种关乎生存的创伤。
竞争也有俄狄浦斯的层面。怀孕把咨询师的伴侣带进了房间,哪怕他从未露面。来访突然成了那个被关在父母卧室门外的孩子。有的来访会对咨询师的丈夫产生强烈的好奇或敌意,有的则加倍付出,试图证明自己比那个还未出生的孩子更值得被留下。
嫉妒与嫉羡:两种不同的痛
竞争底下翻涌的情绪,人们常常笼统地叫它嫉妒。可若仔细分辨,来访想要的有时是把对手挤走,有时却是毁掉那份自己没有的东西。克莱因在《嫉羡与感恩》(1957)里把这两种情绪区分开来,在这个议题上特别适用[10]。
嫉妒(jealousy)是三个人的痛。 我爱的人把爱给了别人,我想把那个对手挤走。前面说的同胞竞争和俄狄浦斯竞争,都属于这一类。
嫉羡(envy)是两个人的痛,也更原始。 它针对的是对方身上所拥有的好东西本身。克莱因认为,嫉羡的原型是婴儿对哺育的乳房的感受:那个源源不断给予的东西不在我这里,它在母亲那里。嫉羡会想去破坏那份好,哪怕自己也因此失去了它。
咨询师的怀孕,把「创造生命」这件事以最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。对正在经历不孕、流产、堕胎,或者自认为无法生育的来访来说,这份充盈可能十分刺眼。嫉羡在咨询里往往不会直接出现,它会换一种更难察觉的样子:贬低咨询师的话,「你现在心思反正也不在这儿」,突然对咨询失去兴趣,或者对咨询师的身体表现出一种细微的厌恶。
嫉羡也并不局限于女性来访。卡伦·霍妮在 1926 年的《逃离女性气质》里,针对弗洛伊德的阴茎嫉羡,提出了男性对怀孕、分娩和哺育能力的嫉羡,后来常被称为「子宫嫉羡」[11]。一位男性来访面对怀孕的女咨询师,可能同时感到被排除、被比下去,并用理智化、开玩笑或过度殷勤来处理这份难以言说的感受。
攻击、内疚与修复
嫉妒和嫉羡都会带来攻击性的幻想,而攻击的对象,恰好是一个脆弱的、正在孕育生命的身体。这让很多来访更加不敢触碰自己的愤怒。
Leibenluft(1984)在住院病房的研究里发现,工作人员面对怀孕的同事时,常常过度保护她,很难直接对她发火,同时却在嫉妒、调情和性的玩笑上明显增多[12]。咨询室里也会有类似的结构:来访表面上充满关怀,反复问候咨询师的身体,甚至带来礼物;但在这份关怀底下,可能压着一份怕自己会伤害到她的焦虑。
克莱因会用抑郁心位来理解这部分[13]:当一个人能够在同一个客体身上同时体验到爱与恨,内疚与修复的愿望就会出现。咨询师的怀孕,往往给了来访一个罕见的机会,在一段真实的关系里体验:我可以恨你,你和你的孩子都活下来了。
温尼科特早在《反移情中的恨》(1947)里就提醒过,咨询师需要能够承受来访的恨,而不必把它变成行动[14]。放到怀孕这件事上,这份存活有两层意义。第一层在咨询室里:来访说出了嫉妒、嫉羡,甚至希望那个孩子不存在的念头,咨询师听见了,没有被激怒,也没有被吓到,下一次仍然准时开门。第二层更加具体:孩子平安出生,咨询师在产假之后回来了。对一个暗自担心自己的恨意会伤到对方的来访来说,这是一次在现实中被验证的经验:幻想里的攻击,并没有在现实中造成毁灭。克莱因所说的抑郁性焦虑,核心正是害怕自己的破坏性已经毁掉了所爱的客体;而当客体确实存活下来,修复才变得可能,内疚也才能从无法承受的罪疚,慢慢转化为一种可以承担的关心。
反过来,如果来访始终不敢触碰这份恨,或者咨询师因为自己对胎儿安危的焦虑(Etchegoyen 所说的那种原始恐惧[15])而悄悄回避了它,这个机会就会错过。来访学到的,可能仍然是那个旧的结论:我的恨是危险的,最好藏起来。
分离:一次无法商量的离开
怀孕的终点是产假,是一次咨询师单方面决定的中断。对于有早年丧失、被遗弃经验的来访,这很可能触发一次强烈的重复:我又一次被一个更重要的人替换了。
Cullen-Drill(1994)根据自己第一次怀孕时的临床经验写到,许多来访得知消息后,最先涌上来的是被抛弃、被拒绝的感觉[16]。她同时也看到,这段经历可以成为修通分离与丧失的契机。原因在于,这一次的分离和早年的那些不太一样:它被提前告知,有可以预期的开始和结束,来访可以在离开发生之前,就在咨询室里把愤怒、恐惧和哀伤说出来,并且有人在听。许多来访早年经历的分离来得突然,没有人解释;这一次,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一个被抱持的框架里,预演一场分离。
Mariotti 记录的一位男性来访,则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面。他一开始把她的怀孕体验为一种拒绝,甚至一种迫害,好像这件事是冲着他来的;他还试图用全能的方式处理它,仿佛只要不去想,它就可以不存在。迫害感和全能感,其实是同一种困难的两张面孔:咨询师拥有一个他无法进入、也无法控制的生活,这件事本身就让他难以承受。
所以,咨询师的怀孕触到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。对那些依靠融合、不分彼此来维持内心平衡的来访来说,它迫使他们面对一个事实:你和我是两个人。这个事实有被慢慢消化的可能,也会激起的剧烈抵抗。两者之间的那段路,正是这一阶段的咨询要陪来访走的路。
咨询师这边又发生了什么
这个议题之所以经典,还因为它把咨询师自己也推到了前台。前面谈的都是来访会经历什么,可坐在对面的那个她(我),同样身处其中。
最先浮上来的,常常是内疚。怀孕是咨询师自己做出的人生选择,代价却要由来访一起承担:他们没有被征求意见,却要面对一次中断、一段空白,还有一个突然闯进来的第三者。这份内疚很少以内疚的面目出现。它更常见的样子,是咨询师不自觉地绕开来访的愤怒,在对方还没来得及表达不满时就急着安抚,或者用比平时多得多的自我暴露来补偿,仿佛多告诉一点,就能少欠一点。可这样一来,来访的攻击性恰恰失去了出口。前面谈到的那份「活下来」,前提是恨能够被说出来;一位被内疚压着的咨询师,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替来访把这扇门关上。
内疚之外,还有一种更安静的变化。温尼科特在 1956 年描述过「原初母性贯注」:孕晚期和产后最初几周,母亲会自然地把注意力从外部世界收回,几乎全部投向婴儿[17]。他甚至说,要不是因为怀孕,这种状态几乎可以算作一种病;正是有了它,母亲才能对婴儿的需要那样敏感。对婴儿来说,这份退缩是必需的;放到咨询室里,它却意味着咨询师的「在场」可能真的变少了。Uyehara 等人也注意到了怀孕期间这种指向自身的自恋性专注。于是,当来访说「你现在心思反正不在这儿」,咨询师需要分辨两件事:这里面有多少是来访的投射,又有多少是一个准确的感知。承认后者并不容易,它要求咨询师先对自己诚实。
再往下,是身体层面的焦虑。Etchegoyen(1993)指出,怀孕和任何重大的生命危机一样,考验着咨询师维持分析态度的能力;与此同时,它还会唤起一些特殊而原始的恐惧:对身体内部正在发生什么的不安,对自己身份会被改变的担忧,对胎儿受损的害怕。这些焦虑本来属于咨询师自己。可当来访的攻击性幻想恰好指向她的腹部,二者就会叠在一起。咨询师可能突然很难听下去,或者在解释里悄悄岔开话题。这时候能不能意识到「这份紧张是我的」,决定了她能否继续把来访的恨当作可以理解、可以工作的材料。
对还在受训的咨询师来说,这一切会更难。Goldberger 等人(2003)专门讨论了如何督导怀孕的受训分析师[18]。他们观察到,在过去的训练体系里,怀孕常常只被看作一种需要尽量减少影响的干扰;而在他们看来,它同样带来了独特的学习机会。一个还在建立分析身份的人,要在同一段时间里学习做分析师、学习做母亲,还要承受来访最原始的情感投向自己的身体。督导在这里提供的,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涵容:替她接住那些一时消化不了的焦虑,让她能够继续接住来访的。
从「闯入」到「契机」
读到这里也许大家也有所感受,早期的作者大多在想办法控制损害;后来的作者,比如 Etchegoyen,则在自己的怀孕里看到,来访和她都经历了真实的成长。她也特意说明,这份成长来自对怀孕的细致分析,怀孕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什么。
怀孕让分析里那些平常只能被谈论的东西,第一次成了眼前的现实:第三者真的存在,咨询师真的有限,爱真的要被分享,分离真的会来。来访不必再只是回忆弟弟出生的那个下午,那个下午就发生在此刻,而对面坐着一个愿意听他把嫉妒和恨说完的人。
精神分析习惯把咨询师比作一面镜子。怀孕提醒我们,镜子后面始终站着一个有身体、有欲望、也会离开的人。分析的功夫,也许就在于让这个人的在场与缺席,都能够被思考、被言说。
对咨询师来说,这也许是整个职业生涯里,最难把自己藏起来的一段时间。它要求我同时容纳两个正在成长的东西:一个在我身体里,一个在咨询室里。
参考文献
- Fenster, S., Phillips, S. B., & Rapoport, E. R. G. (1986). The Therapist's Pregnancy: Intrusion in the Analytic Space. Hillsdale, NJ: The Analytic Press.
- Lax, R. F. (1969). Some considerations about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manifestations evoked by the analyst's pregnancy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-Analysis, 50(3), 363–372.
- Uyehara, L. A., Austrian, S., Upton, L. G., Warner, R. H., & Williamson, R. A. (1995). Telling about the analyst's pregnancy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, 43(1), 113–135. https://doi.org/10.1177/000306519504300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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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Goldberger, M., Gillman, R., Levinson, N., Notman, M., Seelig, B., & Shaw, R. (2003). On supervising the pregnant psychoanalytic candidate.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, 72(2), 439–463. https://doi.org/10.1002/j.2167-4086.2003.tb00137.x


